《 墨子治要》

法仪

     子墨子曰：“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有也。故百工从事，皆有法度。今大者治天下 ，其次治大国，而无法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圣王法之。既以天为法，动作有度，此不若百工也。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 莫若法天。天之行广而无为，必度于天，天之所欲则为之，天所不欲则止。然而天何欲何恶也？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以其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之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今天下无小大国，皆天之邑也；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 故曰：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是以天欲人相爱相利，而不欲人相恶相贼也。 昔之圣王禹、汤、文、武，兼爱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 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为天子，天下诸侯，皆宾事之。暴王桀、纣、幽、 厉，兼恶天下之百姓，率以诟天侮鬼。其贼人多，故天祸之，使遂失其国家， 身死为戮于天下后世，子孙毁之，至今不息。故为不善以得祸者，桀、纣、幽、厉是也；爱人利人以得福者，禹、汤、文、武是也。”

七患

    子墨子曰：“国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沟池不可守而治宫室，患也；边国至境，四邻莫救，二患也；先尽民力无用之功，赏赐无能之人，三患也；仕者持禄，游者忧佼，君修法讨臣 ，臣慑而不敢咦，四患也；君自以为圣智而不问事，自以为安强而无守备 ，五患也；所信者不忠，所忠者不信，六患也； 蓄种菽粟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事之，赏赐不能喜，诛罚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居国，必无社稷； 以七患守城，敌至国倾。七患之所当，国必有殃。” 

 辞过

          墨子曰：“古之民未知为宫室时，就陵阜而居，穴而处下 ，润湿伤民，故圣王作为宫室。为宫室之法曰 ：室高足以避润湿，边足以圉风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谨此则止。凡费财劳力，不加利者不为也。 是故圣王作为宫室，便于生不以为观乐也；作为衣服带履，便于身不以为辟怪也。 故节于身，诲于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财用可得而足。当今之主，其为宫室，则与此异矣。 必厚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宫室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为宫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是以其财不足以待凶饥振孤寡， 故国贫而民难治也。君诚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也，当为宫室不可不节 

      古之民未知为衣服时，衣皮带茭，冬则不轻而温， 夏则不轻而清。圣王以为不中人之温清，故作诲妇人，以为民衣。 为衣服之法：冬则练帛之中足以为轻且暖，夏则絺谿之中足以为轻且清，谨此则止。故圣人之为衣服，适身体、和肌肤而足矣， 非荣耳目而观愚民也。当是之时，坚车良马不知贵也，刻镂文采不知喜也。 得其所以自养之情，而不感于外，是以其民俭而易治，其君用财节而易赡也。 府库实满，足以待不然；兵革不顿，士民不劳，足以征不服。 故霸王之业，可行于天下矣。当今之主，其为衣服，则与此异矣。冬则轻暖，夏则轻清。 皆已具矣，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 ，以为锦绣文采靡曼之衣，铸金以为钩，珠玉以为佩，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镂，以身服之， 此非云益暖之情也。单财劳力，毕归之于无用也。 以此观之，其为衣服，非为身体，皆为观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难治，其君奢侈而难谏也。 夫以奢侈之君，御淫僻之民，欲用无乱，不可得也。君诚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为衣服不可不节。

    古之民未知为饮食，故圣人作诲男耕稼树艺，以为民食也， 足以增气充虚、强体适腹而已矣。其用财节，其自养俭，故民富国治。今则不然，厚敛于百姓，以为美食刍豢蒸炙。大国累百器，小国累十器。 前方丈，目不能遍视，手不能遍掺，口不能遍味。 冬则冻冰，夏则酸髓。人君为饮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贵者奢侈， 孤寡者冻馁，欲无乱不

可得。君诚欲天下治而恶其乱，当为食饮不可不节。

   古之民未知为舟车时，重任不移，远道不至。 故圣王作为舟车，以便民之事。其为舟车也，完固轻利 ，可以任重致远，用财少而为利多是以民乐而利之。法禁不急而行，民不劳而 上足以用，故民归之。当今之主，其为舟车与此异矣。完固轻利皆已具矣 ，必厚敛于百姓，以为舟车饰，饰车以文采，饰舟以刻镂。女子废其纺织而修文采，故民寒；男子离其耕稼而修刻镂，故民饥。 人君为舟车若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饥寒并至，故为奸邪。 奸邪多则刑罚深，刑罚深则固国乱。君诚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为舟车不可不节。”

尚贤

    子墨子曰：“今者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皆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然而不得，是其故何也？是在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也。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然则众贤之术将奈何哉？ 譬若欲众其国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将富之、贵之、敬之、誉之 ，然后国之善射御之士将可得而众也。况又有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辨乎言谈 博乎道术者乎？此固国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贵之、敬之、 誉之，然后国之良士亦将可得而众也。是故古者圣王之为政也，言曰 ：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不义。 是以国之富贵人闻之，皆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富贵也。今上举义不避贫贱，然则我不可不为义。 亲者闻之，亦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亲也。 今上举义不避亲疏，然则我不可不为义。’近者闻之，亦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近也。 今上举义不避远近，然则我不可不为义。’远者闻之，亦退而谋曰：＂我始以远无恃。今上举义不避远，然则我不可不为义。’人闻之皆竟为义，是其故何也？曰: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术也。故古者圣王之为禄，任之以事。 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故当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与之爵，重与之劳受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恒贱 ，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避私怨，故得士。 得士则谋不困，体不劳，名立而功成，美章而恶不生。故尚贤者，政之本也。＂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王公大人， 皆欲其国家之富也、人民之众也、刑法之治也，然而莫知尚贤而使能。 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明于小而不明于大也。何以知其然也？今王公大人， 有一牛羊不能杀，必索良宰；有一衣裳不能制，必索良工 ；有一疲马不能治，必索良医；有一危弓不能张，必索良工。虽有骨肉之亲、无故富贵 面目美好者，诚知其不能也，必不使。是何故？恐其败财也。 当王公大人之于此也，则不失尚贤而使能，逮至其国家则不然。 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则举之。则王公大人之亲其国家也 ，不若其亲一危弓、疲马、衣裳、牛羊之财欤？ 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皆明于小而不明于大也。古之圣王之治天下也 ，其所贵未必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也。是故昔者尧之举舜也 ，汤之举伊尹也，武丁之举傅说也，岂以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哉？ 唯法其言，用其谋，行其道，上可而利天，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 是故尚贤之为说，不可不察也。尚贤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 

非命

   古之圣王，举孝子而劝之事亲， 尊贤良而劝之为善，发宪布令以教诲，赏罚以劝沮，若此则乱者可使治，而危者可使安矣。若以为不然，昔者桀之所乱，汤治之；纣之所乱，武王治之。 此世不渝而民不改，上变政而民易教。其在汤武则治，其在桀纣则乱。 安危治乱，在上之发政也，则岂可谓有命哉？昔者三代之暴王 ，不缪其耳目之淫，不慎其心志之僻，外之驱骋田猎毕弋，内沉于酒乐，不肯曰“我为刑政不善”，必日“我命故且亡。”虽昔也三代之伪民，亦犹此也 ，繁饰有命，以教众愚。昔者禹、汤、文、武方为政丰天下之时，曰“必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遂得光誉令闻于天下，夫岂可以为命哉？故以为其力也。今贤良之人，尊贤而好蓄道术，故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赏，下得其万民之誉，遂得光誉令闻于天下，岂以为其命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