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巨擘郑玄与青岛古代文化

王 才 路

两汉时胶州湾一带儒学盛行，这一时期的大儒庸谭、房凤和伏氏七代都对儒学的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东汉末年著名大儒郑玄来不其讲学，更使胶州湾一带儒学发展到了鼎盛期。

经学巨擘郑玄，北海高密人。其故里虽不属现今青岛地区，但当时其居与现今青岛地区相近，同时当时密州行政区域也复盖现今青岛部分地区如胶州、平度之一部，加以郑玄数度亲临不其，筑庐传经，影响至今。因而郑玄与青岛两汉经学文化有不解之缘，

汉代政治文化中心曾发生过重大变化。大致说来，西汉的政治中心是在关中地区，也就是秦之故地，而文化中心是在东部的故齐境内。东汉以后，不论是政治中心还是文化中心都在中原地区。从文化史的角度看，这一转变意味着战国历史的终结与新时代的到来。

进入东汉，区域格局有了重大改变。从学术文化上看，一流的经学大师在故齐境内只有郑玄一人，而郑玄的学问与本地学术传统并无关系。《后汉书》卷三五《郑玄传》载：“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时尚书仆射。玄少时为乡啬夫，得休归，常诣学官，不乐为吏，父数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学受业，师事京兆第五元，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

以山东无足问者，乃西入关，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
。”郑玄先到洛阳太学学习，后又西行向马融问学。这与西汉时学者蜂拥至齐地学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齐学之衰落已无可挽回。郑玄起于齐学衰微之季。

郑玄生于东汉顺帝永建二年。郑氏的先世在西汉时是高密大族，士家豪族。郑玄的九世祖郑宾明法令，曾为御史，在汉元帝时与御史大夫贡禹共事，有公直的名声。其八世祖郑崇在汉哀帝时任尚书仆射，一度受到皇帝的信任，但因正直敢谏，被奸佞诬陷，冤死狱中。后家境衰落。到郑玄父亲这一代，生活贫困，以致不能

供郑玄完成学业。

郑玄承先祖遗风，少年时代即志向远大，勤奋好学。他天资聪明，酷爱读书，喜欢算术，8、9岁就粗通算术，能加减乘除。他不入流俗，不慕虚荣。12岁那年，他随母亲到外祖母家，适逢腊月祭典，在座十多人都穿着漂亮的衣服，非常讲究修饰，夸夸其谈，但郑玄对此不感兴趣，漠然置之。母亲私下督责他，他竟说：“此

非我志，不在所愿。”

郑玄尤其喜欢阅读儒家经书，13岁时已经能诵读《诗经》、《尚书》、《周易》、《仪礼》、《春秋》等五经。他兴趣广泛，爱好天文，对当时流行的占侯、风角、隐术等五行占验之术也很有研究。东汉统治者崇尚灾异、符瑞，地方官常上报“符瑞”以歌功颂德。在郑玄16岁那年，高密县有人献上一株嘉禾和一株嘉瓜，十分罕见，但县里写表文时总也写不好。郑玄能写一手好文章，就为之改作，并著《嘉禾颂》、《嘉瓜颂》各1篇，县吏大加赞赏，竟引起轰动，称他为“神童”。还有这样一则传闻：郑玄17岁时，有一天正在家读书，忽然刮起大风，他立刻跑到县府报告，说据他推测，某时将发生火灾，宜做准备。到时果然应验，由于早有准备，没有造成大灾，于是郑玄能预测吉凶的传闻不胫而走，被人们视为“异人”。这事

好像很神秘，其实和郑玄熟知天文有关。

郑玄虽然志于经学研究，并已有一定的造诣，但由于家境贫困，不允许他继续攻读。在他18岁那年，被迫中断学业，当了一名乡啬夫，是掌管听讼狱、收赋税的乡吏，后来又改任乡佐。他虽然担任乡吏，但是并不想放弃攻读经学的志愿，所以每逢休假，就到学官那里读经，向老师请教。县里对这种贫而好学的精神给予赞美，而他父亲却表示反对，多次愤怒地训斥他，但他读经的志向不能移，仍坚持利用一切空闲时间进学修业。到他21岁时，已经成为一个“博极群书，精历数图纬之言，

兼精算术”的年轻学者了。

在郑玄为乡吏时，名士杜密调任北海相。杜密到高密县巡视时，见到郑玄，经过交谈，认为郑玄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可造之才，非常器重他。为解决郑玄家贫无力求学的困难，杜密在北海给他安排了职务，以吏俸资助他完成学业，送他进入太

学从此，郑玄结束了三年的乡吏生涯，踏上了游学的征途。

郑玄先师从今文经学博士第五元，跟他学习了《京氏易》、《公羊春秋》两部今文经，还学习了《三统历》和《九章算术》等天文历算典籍。又跟古文经学家张恭祖学习了《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和《古文尚书》。这一时期，他还往来于河北、山西、山东、河南之间，遍访名儒，执经问难，虚心求教。经过十余年的游学，郑玄已经成为一个有较深造诣的经学家。他自以为中原地区

再无值得问学之人，于是西入长安，就学于马融。

马融字季长，博通经籍，是东汉著名的古文经学家。郑玄通过故友卢植，投于马融门下。其时马融门徒有400人，能登堂入室并亲自教授的仅50人，弟子依次相传，所以郑玄在马融门下，三年未能见到他的面，只能听他的高足弟子传授。但郑玄并不因此放松学习，他在附近自建简易庐舍，日夜吟诵，毫无怠倦。有一次，马融召集他的高足弟子考论图纬，在演算浑天问题时，诸弟子没有人能解出这些疑难问题。有人说，郑玄擅长算术，或许能解。于是马融便把郑玄召到楼上，让他计算当时提出来的有关“剖裂”的7个问题。所谓“剖裂”者，即指勾股割圆法，郑玄运用学过的《九章算术》中的数学知识进行演算，很快就解答了5个，卢植也解答了3个。

这使马融和他的高足弟子惊叹不已。马融还对卢植说：“吾与汝皆弗如也！”

   马融召见郑玄以后，郑玄有了见马融的机会，便把平时读经时遇到的疑难问题拿来请教。马融授郑玄《费氏易》、《周官经》。到郑玄40岁时，他已在马融门下7年，他“自篇籍之奥，无不精研”[4]，遂精通儒家经典。于是，郑玄以归养双亲为名，辞别马融。临别，马融拉着他的手说：“大道东矣！子勉之。”[5]郑玄走后，马融又叹息着对诸弟子说：“郑生今去，吾道东矣！”[6]郑玄在归途中继续游学，无论是在位的通人，还是隐居的大儒，都向他们请教，使他的经学研究又深入了一步。

  郑玄在外游学将近20年，当他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时，已是一位精通今古文经的经学家，很多儒生慕名而来，投奔到他的门下，拜他为师。但他的家境依然贫困，不具备讲学条件。于是他“假田播植”，即向富家借田，令群弟耕种，以养双亲；又“客耕东莱”，即客居东莱，一面种田维持生活，一面收徒讲学。郑玄客耕之地在即墨东南20公里的不其山下，即今青岛市城阳区惜福镇书院村。不其山属崂山山脉，风景秀丽，环境幽静，是读书的好地方。郑玄带领诸弟子在那里建起房舍，边耕边读，其弟子最多时将近千人，崔琰、公孙方等都曾在这里就学。相传那里有一种草，长尺余，似薤，坚韧异常，人称“郑公书带草”。后来，由于粮食匮乏，

只好遣散诸弟子，崔琰、王经等弟子就是在这时挥泪离开郑玄的。

   凭借郑玄的学问和声誉，本来可以被推荐或征辟到朝廷去担任官职的，但不久发生的“党锢之祸”，对郑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东汉后期，政治腐败，宦官和外戚两大集团的内部斗争，造成了极端的黑暗局面。他们制造的两次“党锢之祸”，使文人儒生多陷牢狱，海内涂炭，民不聊生。在第二次“党锢之祸”中，逮捕囚禁“党人”六、七百人，“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一律禁锢。所谓“禁锢”，就是下令不准做官。郑玄因是杜密的故吏，也受到牵连，在灵帝建宁四年，与同郡孙

嵩等40余人俱被禁锢。

 ，郑玄被禁锢后，闭门不出，隐修经业，以全部精力授徒讲学、注释群经。在被禁锢的14年间，他先注《周礼》，再注《礼记》，后注《仪礼》，完成了对儒家经书“三礼”的注释。他还撰写了《六艺论》、《答临孝存周礼难》等论著。

  中平元年，统治者害怕“党人”与张角合谋，造成不可挽救的局面，于是下令解除党禁，大赦“党人”，郑玄也从禁锢中解脱出来。此时的郑玄已是著名的经学大师，为广大儒生所仰慕，有很高的声誉，所以当权者接连不断地征辟他出去做官。面对从政的机遇，他却采取回避的态度，始终保持“名士”的节操，屡次拒绝征辟。中平三年，大将军何进征辟，郑玄称病不到，但被地方官胁迫，不得已前往，他拒穿朝服，头戴幅巾，身穿缝掖相见，只隔了一夜，就逃离了。中平四年，三司府曾先后两次征辟，他都没去。中平五年，朝廷诏郑玄和荀爽、陈纪、韩融等人为博士，他称病不到。中平六年四月，太傅袁隗表郑玄为侍中，郑玄以父丧不赴。九月，董卓入洛阳，废少帝，立献帝，备礼召郑玄，他未应召起程。不久，董卓迁

都长安，公卿们又举郑玄为赵王相，他以黄巾阻断道路为由，未去就职。建安二年，大将军袁绍遣使请郑玄至邺（今河北临漳县），大会宾客。宾客提出许多疑难问题，郑玄一一作答，莫不叹服。袁绍举郑玄为茂才，表为左中郎将，他都谢绝了。建安三年，献帝以公车征郑玄为大司农，赐安车一辆，让所过之处长吏迎送，郑玄在家拜受后，乘车至许昌，又因病请求回归故里。后人称郑玄为“郑司农”，盖由于此，但他实未就职。

   郑玄多次拒绝当政者的征辟，虽与当时的名士、节操有一定的关系，但更重要的是，他早已抱定“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7]的志向，志在学问而不在政治，于是继续授徒和注经。他曾再入不其山。又到黉山（在今淄博市淄川区，那里有郑公书院）授徒讲学，完成了《古文尚书注》、《毛诗传笺》和《论语注》，并撰写了《毛诗谱》、《仲尼弟子目录》。献帝初平二年8，黄巾军攻占青州，郑玄避难徐州，他到南城山（在今山东平邑县境内），在一个石室内注释《孝经》。晚年，袁绍逼郑玄随军，来到元城，又注释《周易》。他还曾注《春秋左氏传》，一次路遇服虔，先并不认识，当他得知服虔也在注《春秋左氏传》，且观点与己多相同时，就把未完稿送给了服虔，助服虔完成了《春秋左氏传注》。他还有《尚书

大传注》、《孟子注》等。

 东汉末年，今、古文经学严重对立，互相攻击。特别是今文经学，长期立于学官，靠官方势力，继续维持其经学的垄断地位，极力压制、排挤古文经学的发展。当时有一位今文经学家，名叫何休，精心研究今文经，尤其好《春秋公羊传》，以17年的时间撰成《春秋公羊解诂》一书，系统地阐发《春秋》中的“微言大义”。为伸《公羊传》而驳《左氏传》、《谷梁传》，他又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三书，意思是：《公羊传》义理深远，不可驳难，如墨子之守城，而《左氏传》和《谷梁传》义理乖谬，背《春秋》之旨，问题很多，病入膏肓，已成废疾，不可救药。何休以《公羊》学为武器，通过对《左氏传》、《谷梁传》的驳斥，以吹嘘今文经学，排斥古文经学。郑玄看到何休的著作后，著《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对何休的《公羊》义理进行批驳，对何休曲解《左氏传》、《谷梁传》的条目逐一进行争辩。他引经据典，摆事实，讲道理，使何休无可再辩，感叹地说：“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8]郑玄的著作连论敌都口服心服，这使广大经生无不为之感叹，于是“求学者不远千里，赢粮而至，

如细流之赴巨海，京师谓康成为‘经神’，何休为‘学海’”[9]。

    郑玄注经，首先对经书进行整理。儒家典籍经秦始皇焚烧后，至汉复传，因书写所用的文字不同而分为今文、古文。靠老儒生的记忆，背诵而传出的，并且用汉代通行的文字隶书记录下来的，称为“今文经”；私人收藏与孔壁发现的，用战国时期的籀文写成的，称为“古文经”。汉代，今文经立于学官，有五经十四博士，而古文经只在民间流传。经过一百多年的传授和多次传抄，至东汉末年，当时的今文经和古文经，不仅字体不同，而且内容也不一致，必须首先进行整理，才能进行注释。郑玄既学今文经，又学古文经，所以对今、古文经都非常熟悉。他针对东汉末年今、古文经的实际情况，做了许多耐心而细致的工作。他既对错简伪文认真审辨，又取今、古文异本仔细校勘，并且还将古文篇目次第的不同编排彼此互校，

选择比较合理的肯定下来，然后再进行注释工作。

    郑玄注经，兼采今、古文。从注“三礼”来看，他先注《周礼》，《周礼》是古文，但有今书、古书的不同。他注《周礼》是以古书为主，对今书是择善而从。《仪礼》有今、古文之别，他本习《小戴礼》，是今文，后以古经校之，取其义长者，故今本郑注《仪礼》是混合今、古文而成的。书中采今文经而于注内存古文经之异文，采古文经而于注内存今文经之异文。至于《礼记》，乃杂糅今、古文而成，也有今、古文异文的问题，郑玄或从今，或从古，在注中存其异文。他注《尚书》，用的是古文本。经文用杜林所传漆书古文本，又涉猎了《逸书》，并兼采大夏侯、小夏侯和欧阳氏三家今文。他注《诗》，是对《毛诗》作笺。《毛诗》是古文，他又兼采齐、鲁、韩三家今文。他注《论语》，以《张侯论》为底本，而《张侯论》是张禹以《鲁论语》为基础、兼采《齐论语》而成，属今文，当时极为盛行。郑玄又以《古论语》校之，于注中存异文。郑玄注《易》，采用《费氏

易》，是古文，他又兼采施、孟、梁丘、京氏四家今文。

     郑玄注经，其经文兼采今、古文，其注文也形成了自己的特点。第一，不拘门户之见。汉代，不仅有今文经、古文经的对立，而且一个经学派别内部，一经就有数家。就拿今文经来说，如《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四家，《书》有大夏侯、小夏侯和欧阳氏三家，《诗》有齐、鲁、韩三家，《礼》有大戴、小戴和庆氏三家。一家又有数说。各守家法，不变师说，使经学陷入僵化状态。郑玄注经，不盲从师说，当他认为师说不妥时，即提出不同的观点。如他最初从张恭祖学《韩诗》，后又学了《毛诗》，认为《毛诗》优于《韩诗》，就以《毛诗》为底本作注，而基本舍弃了《韩诗》的师说。对于其师马融的学说，也不因马融是古文经

学家而盲从。

    第二，广采群言，加以己见。在今、古文经对垒的情况下，郑玄虽然比较倾向于古文经，但在经注中不排斥今文经说，而能够力求采纳各家之精华。他笺《诗》，以《毛诗》为底本，又兼采齐、鲁、韩三家今文《诗》说，并断以己意。他注《周礼》，对于杜子春、郑兴、郑众三位古文经学家的注，或从其说于注中引用，或不从其说而于注中说明其非，或引其说又以为于义不足而于注中增成其义。凡引经师之说，皆一一注明，自己的见解则以“玄谓”提示，体例严谨。所以，郑玄这种广采众说的经注，并非东拼西凑，而是以一家学说为主，吸收其他各家的

精华，同时加上自己的见解，从而构成严密的学说体系。

  第三，以经说经，权威性强。郑玄注经，常直接采用其他经的原文。如注《周礼》，引用的有《毛诗》、《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礼记》、《孟子》等。注《仪礼》，引用的有《周易》、《诗》、《书》、《周礼》、《礼记》、《春秋》、《春秋左氏传》、《论语》、《孝经》等。其它经注也是如此。当时学者大多专攻一经，偶有能通数经的，郑玄精通诸经，故能以经说经，这是其他学者所做不到的。这种注释，权威性强，并沟通了儒家各经之间的联系，使经

学有可能成为整体的学术。

   第四，简约精要，易于掌握。郑玄注经，能做到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所以表现出简约精要的特色。他摒弃了逐字逐句进行解释的章句形式，读者能明白的就不解释，只解释不明白的。虽广采众家，但笔墨只下在重点和难点上，致使经注往往少于经的原文。这与当时那种只解释《尧典》篇名两字就用十余万言的章句之学相比，风格截然不同。这些特点，对于那些墨守师传的学者来说一起

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使他们感到耳目一新。

  汉代经学内部今、古文两派的长期对峙，造成了派系错综林立的状况，以致互相攻讦，势不两立。今文经学派指责古文经学派变乱师法，古文经学派指责今文经学派“党同妒真”。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从政治角度看，还是从学术角度而言，统一经学都是一种必然趋势。然而，东汉末年，统治腐败，不可能从政治上统一经学，而从学术角度统一经学就成为唯一的途径，此项伟大而艰巨的工作便历史地落在了一介寒儒郑玄肩上。郑玄治经，不为利禄，而以经学为一门学问，穷其一生，孜孜不倦。他博贯今、古文经，旁及诸子百家，纬侯术数，无所不通，在当时是个博学通儒。他平时所学，不专守一师之说，不专尊一派之书。他对今、古文经都有精

深的研究，谙熟其治学方法、经说等各方面的长短优劣，有清醒的认识。

他认为，只有把今、古文经融为一体，尽取其极致，铸成一家之言，才能使经学从死胡同走出一条新路来。他是通才大家，能以客观的态度对待今、古文经，做到兼融今、古。由于古文经文字近古，虚妄较少，故大体以古文经为宗，注《三礼》、笺《毛诗》是如此，注《尚书》和《周易》也是如此。他又立足古文经，兼取今文经之长，择善而从。所以，他整理的经书，实已兼融今、古文经；他的经注，融汇众家，又断以己意，而自成体系，人称“郑学”。郑玄打破了今、古文经的界限，冲破了家法的藩篱。当时为繁杂的师法、家法所苦的儒生，为经学派别斗争所困的学者们，对郑注皆闻而悦之，翕然归之。他们为其博大宏通所震撼，大批经生属意于郑注，不复更求各家。正如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所说：“当时莫不仰望，称伊、洛以东，淮、汉以北，康成一人而已。咸言先儒多阙，郑氏道备。”

   自郑玄所注诸经行世，此前各守门户的今文经和古文经，不再为人们所遵信，并逐渐被摒弃、淘汰。于是，郑注古文费氏《易》流行，而今文的施、孟、梁丘、京氏四家《易》遂废止；郑注《古文尚书》流行，而今文的大夏侯、小夏侯和欧阳三家《尚书》便散失；郑笺《毛诗故训传》流行，今文的齐、鲁、韩三家《诗》即不显；郑注《三礼》流行，大、小戴和庆氏《礼》遂不行；郑注《论语》流行，鲁、古《论语》终散佚。一时之间，郑玄的经说压倒了其他各家经说。由于经生皆从郑氏，经学几乎成了郑玄的一统天下，“郑学”也几乎成了经学的代名词，正所谓“经学至郑君一变”[11]。经学的这一重大变化，是郑学的产生带来的。它使今、古文经融合为一，从而结束了两汉今、古文经学长期纷争的局面，郑学成为“天下

所宗”的儒学，出现了一个“经学小统一时代”[12]。

   汉魏之际，郑玄弟子近万人，著名的有赵商、崔琰、王经、国渊、任嘏、张逸、田琼、刘琰、刘德、宋均、刘熙、韩益、程秉、孙乾、郗虑等，遍布各地，郑学风靡天下。曹魏之时，朝廷论讲用郑玄经注，魏帝曹髦亦主郑学。时魏之王基、孙炎、马昭、张融，蜀之许慈、姜维，吴之薛综、徐整，皆治郑学、宗郑学，并取得一定的学术成就。经学的统一，使得汉儒师法、家法崩溃，学术依赖政治的媒介被清除，取得了相对的独立，得到了解放，为魏、晋玄学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

郑学影响所及，还引起了郑学与王学的对峙。魏末，以王肃为代表起而批评郑学，他亦遍注群经，兼采今、古文，然专与郑学对立，遂形成了与郑学对立的经学派别——王学。王氏位居三公，又与司马氏联姻以为政治靠山，故有恃无恐。西晋建立后，其学凭借皇家权威而盛行，所注《尚书》、《诗》、《三礼》、《左传》、《论语》及其父王朗所作《易传》，皆立于学官，置博士，王学盛行一时。时孔晁、孙毓并申王以驳郑，而孙炎、马昭等又主郑以驳王。至东晋初，王学失去政治靠山，郑学的学术地位得到恢复，郑玄所注群经多立于学官，并置博士。

南北朝时期，有南学和北学的对立。南朝承魏晋学风，经学中融入玄学，郑学受到新学派的挑战；北朝则承东汉学风，崇尚郑学。无论魏晋，还是南北朝，由于门阀士族重礼，而郑玄礼学工夫最深，水平最高，所以郑玄《三礼注》始终受到重视，与《毛诗传笺》并立于学官，北朝还将郑注《易》、《书》立于学官，故北学实是郑学。唐朝建立后，唐太宗诏孔颖达等撰《五经正义》，此后贾公彦等又撰写四部经书的正义，合称《九经正义》，其中的《诗经》和《三礼》四部经书的正义采用了郑注，其余未用，故郑注《易》、《书》、《论语》、《孝经》等逐渐亡佚。然此后郑学的影响又持续了一千多年。至清代，特别是乾嘉时期，汉学大盛，郑学得到高度重视，郑学研究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郑玄也受到儒家学者推崇，至有“读书不到康成处，不敢高声论圣贤”[13]之语。

    （三）郑玄对青岛两汉经学文化发展的作用和影响

郑玄毕生致力于经学研究，虽师事名儒马融，但其学网罗众家，通融为一，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其著书立说的成就远在其师马融和两汉任何一位经学家之上。郑玄客耕东莱及青岛地区，学生相随数百人。后由于“党锢”事件的牵连，郑玄便隐修经业，开馆授徒、授业解惑达十四年，受到青岛地区历代学子高度推崇。在郑玄当年讲学的地点，建立设施予以纪念或瞻仰。在今青岛崂山区不其山(又作不期山，今名铁骑山)东麓的书院村，旧有“康成书院”，相传亦是郑玄寓居讲学之所。元人于钦曾说：  “劳山、不期，皆康成讲学之地，文泽涵濡，草木为秀异"。（4

明朝正德七年(151 2年)，即墨知县高允中曾在郑玄讲学旧址上重建院宇，购经书，辟学田，建起康成书院，教授当地学生。古代青岛地区学风悠久，学子众多，然而后人谈及学术，无不以郑玄为先河源头。人们总把青岛地区学界昌盛的功劳归之于汉儒的开导和郑玄的授业。清人洪肇懋这样说：“尝考莱于汉时为东莱、北海诸郡，国人尚经术，费长翁直、庸生谭、房子元风先后辈出，专门名家。迨孔文举相北海，推隆儒术，角立帜起。复值康成先生出关中，归高密，假田东莱，教授于兹。当是时，学徒云集，口口林立，寒同大泽青山渤海间，英雄豪杰之士多矣!”

古代青岛地区儒学文化风气千年弥漫，的确与郑玄的早期影响分不开。

写于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