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青岛两汉经学文化的隆盛

王 才 路

成为毫无疑问，青岛两汉经学文化的隆盛，是建立在两汉相对稳定的大一统政治、经济、文化格局基础上的文化现象。正是在此基础上，又表现出以下几个具体的原因。

（一）雄厚的儒学氛围与家学推动了青岛两汉经学文化的兴盛，

秦汉时期，中国古代大一统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开始形成和确立，与此相适应，在文化思想上，春秋战国以来的“百家争鸣”局面，被秦始皇“焚书坑儒”、独尊法家的文化专制所替代。这种极端统治导致强秦的速亡。汉初统治者接受秦亡教训，从汉高祖到汉武帝,一方面承秦制继续推行并巩固大一统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一方面探求支撑大一统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文化思想。最终由董仲舒完成了以儒家为主、融合各家新的思想体系的建构。这种思想顺应了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维护统一的政治要求而成一尊的官方哲学。正是儒家思想这种独尊的优势地位推动了青岛两汉经学文化的繁兴。

武帝以来重儒兴学，弘扬儒术，立太学，设五经博士；又在各地设立庠序之学以“崇乡里之化”，“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这不仅将教育、考试、选官三者结合起来，促成了儒学的经学化。也促使其上升到理论的系统化和制度的规范化、世俗化，成为经邦纬国的基本法度和社会规范，正是在这种广泛雄厚的社会性儒学氛围中，青岛两汉时期出现了如王吉等硕儒经师。这些硕儒经师，或专治一经，或诸经并治，或严守师承，设帐授徒，学以传人，或创立新学门派。围绕这些硕儒、经师，其周围出现了经学文化群体，并代际相因相承，造就了一批累世通经致学或以儒学入官的显赫家族，如琅邪王氏、伏氏，诸县梁丘氏，阳都诸葛氏等，这些累世相传的家族或以专门治学授徒著称，或学以致用为公卿郡守而显扬。这种学而优则仕的现实，一方面促使父传子承家族文化的兴盛，另一方面师传徒承的尊儒传经治学方式蔚然成风。因此，父传子承和师传徒承成为两汉时期青岛经学文化及其它文化的主要传播模式。传播不仅推动了青岛两汉经学文化的发展和壮大，也成为儒学地域文化的一大特色。这是青岛两汉经学文化隆盛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两汉君主尊儒习经，对青岛两汉经学文化的兴盛影响深巨。

武帝之后的两汉君主尊儒崇经，稽古礼文，形成历史传统。这种传统不仅进一步巩固了儒学独尊的地位，推动了儒学社会化的进程。而且也必然衍生出尊崇经师风气，进一步提高了儒师地位。按照儒家传统，“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元帝诏书称：“国之将兴，尊师而重傅。”为了表彰帝王之师“授道帷幄”的“师范之功”，成帝时“敬重师傅，张禹、郑宽中皆以师赐爵关内侯”。张禹以天子师，“国家每有大政，必与定议”。西汉形成“人主师当为宰相”的惯例，因此，当时青岛地区的贡禹等人皆备受尊崇，位极人臣。胶州儒生庸谭之所以备受尊崇，与他是帝师张禹的老师极为有关。庸谭祠即为张禹所修。

在汉代君主身体力行的示范带动下，不仅以儒学取士“劝以官禄”为诱导，而且赏识重用“以经术润饰吏事”的通儒之臣，青岛地区因经（学）学而优则士，父子大臣如王吉王绩、家族累世高位如伏氏等很多。这些当朝要员“以经义断事，每有大议论、大狱讼，辄引经义以决之”。因此，当时的青岛地区攻读儒经越发蔚然成风。郑玄，“自游学，家贫，客耕东莱，学徒相随已数百人”，甚至丧乱颠沛之中依然习儒授学不废。儒家文化在当时青岛地区获得了空前地普及。

当然，以经学取士的风气形成之后，青岛地区也不免出现儒生人格上的分裂现象。一种儒生将治学作为一种谋取利禄的手段，治学如此，为政同样如此。人格上的庸俗与卑劣在青岛地区的礼仪派儒生身上表现得远较灾异派儒生为明显，这是一个令人惊讶却无可置疑的事实。而多数儒生在奉上掷地有声的奏章的同时，虽不免有名节自取其高之嫌，但却无苟合取容。曲学阿世、阿谀曲从之心，如贡禹、王吉仍不失刚大端直、鄂鄂之风。如《汉书》卷七十二《贡禹传》载：元帝继位时，为颂扬武帝功业，提议为武帝设庙乐，贡禹上书，指出武帝“辟地广境数千里，自见功大威行，遂从耆欲，用度不足，乃行壹切之变，使犯法者赎罪，入谷者补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乱民贫，盗贼并起，亡命者众。郡国恐伏其诛，则择便巧史书习于计簿能欺上府者，以为右职；奸轨不胜，则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而有财者显于世，欺谩而善书者尊于朝，悖逆而勇猛者贵于官。”武帝时候的汉朝似乎与汉儒所痛恨的秦朝有相同之处了。再如王吉谏昌邑王。

（三） 青岛两汉经学文化的形成与兴盛，与青岛两汉士人群体及其群体特征有着密切的联系。

青岛两汉的士人群体是青岛两汉经学文化的主要创作者。因此,青岛两汉经学文化的主要创作者及其群体特征是青岛两汉经学文化形成与兴盛的主体原因。，

学界认为，中国从氏族社会到夏、商、周三代，中经春秋战国到汉代，古代文化的代际传承进程，按作者特征大约经历了巫文化__王官文化(即史官文化)_____士文化____文人文化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从氏族始祖原型到汉代的发展过程。

早期士的具体职能是任事，事分文武两类，从事武的叫甲士或武士，从事文的叫文土，文士又可分两种，一种是王室的下级，吏和在宗族内做事的官吏，一种是为卿大夫奔走效力的食客。春秋战国之际随着周朝宗法制的逐渐崩溃，士阶层有了相对的政治独立性，其职能不仅由文武两种趋向单一的文，而且社会地位与作用也空前提高，并逐渐形成一个凭脑力劳功与口才谋取富贵的知识阶层。两汉时期的青岛地区，时属琅琊与胶东两郡，出现了梁丘贺梁丘临父子、王吉王骏父子、贡禹、庸谭、伏氏家族、公沙五穆、王中、公孙文、东门云、房凤等在内的士人群体。这个士人群体呈现出以下几个显明特征：

首先，这个士人群体一般有着超乎众人的远大理想和奋斗目标，以天下实现仁义为己任。正如《论语·泰伯》中所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庸谭穷不失志苦不失志，不论自己的穷困处境如何，始终坚持《孟子》等经书的复生的信仰，虽失明、落魄、穷困而不悔，安贫乐道，终于使经典复生。而王吉、贡禹则达不离道，与皇帝和昌邑王秉笔谏诤，现正大刚直、谔谔之风。身体力行，真正做到了既如《论语．里仁》里孔子所说的：“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也。”也如《孟子·尽心上》中孟子所说的：“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正因他们有坚定的理想与信念，所以才能做到“见危致命，见得思义”。即遇到危难能承担重任，见到利益则以道义为重，具有高尚的荣辱观与价值观。

其次，强烈的政治意识与历史使命感，是青岛两汉士人又一个显明的群体特征。 

青岛两汉士人群体表现出的强烈的政治意识与使命感，这种特征是史官与士精神的继承和发展。中国的史官本身就是王官之～，即使后来的士，也多数是身兼一定官职的人。正如孟子所说的“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他们属于士、农、工、商“四民”之一。在汉代大一统政治、文化格局以及尊儒崇经的整体性社会思潮中，这些士人或已是从事政务的官僚，或是待聘待诏人员。自然就会把经学文化与政务联系起来，他们以整理、教谕经学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忧国忧民、关心国家命运的感情和意识，有一种强烈的修齐治平的历史责任感。他们皓首治经习经研经穷经，如郑玄等人，锲而不舍、穷不屈志，四处求学，上下探索，以致洋洋百万煌煌巨著，足以显示出他们心恒致远，济世救众的政治意识与历史责任感。郑玄、庸谭、房凤等人，大多数崇尚真理、心灵纯洁、人格高尚，其远大的理想、宽广的胸怀，雄壮的气魄，是青岛两汉士人所有知识分子人格、意识的缩影，并积淀而为后世青岛关心国家民族兴亡、关注人民疾苦、心怀美政理想的优良传统。

他们在所从事的穷经治经习经中也经常受到挫折。如郑玄因受党锢之祸的牵连，仍四处筑庐授徒，注经治经，正如《孟子·尽心上》所说：“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也如《孟子．滕文公下》中所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就是青岛两汉土人的人生态度。这在 “达者”风毛麟角、“善天下"者少，‘‘善其身"者多的两汉时代，身处逆境仍不肯随意改变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当他们的美好愿望得不到实现，反而受到压抑时，他们于是就以著述来抒发忧愤、抨击不平，“三不朽"事业中的立德立功不能实现，那么他们也要把自己的生命献于立言事业。青岛两汉士人群体的这种不屈不挠的进取精神，对于青岛两汉经学文化的形成与兴盛，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